回忆父亲
-----为纪念父亲诞辰壹百周年而作
2005年6月4日，是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
我早就想写篇文章纪念他，纪念他那劳动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抒发对他老人家的感恩、怀念之情。
父亲名谷钧玉，1905年6月4日生于现今的威海市环翠区初村镇东院下村，1990年7月29日逝世于济南。虽然父亲逝世已达15年之久，但父亲对儿子的浓浓亲情，父亲优良的作风，父亲崇高的品格却永远的铭刻在我的心中。历久弥深，每当想起他，我都会感动不已……
父亲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农民中的一个，扎根于中华的大地，奉献于中华的大地，终日劳碌、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勇敢坚强，虽没有惊天动地、也没有轰轰烈烈、但作为那个年代的基石---中华民族崛起的基础，他的一生，极具代表性。他的精神不仅教育影响着我，使我不断进步成长，有所作为，而且影响着我的后代。现在，许多人问及我的儿女和孙子孙女们为什么个个有成就、个个都成才时，他们说是得益于父母的教育有方。在我看来，则完全是得益于我的父亲，我父亲的做人、做事、处世、为人，一桩桩一件件，印在我的脑海，很美，很多，很深，很久……
一、贫寒之家磨砺出的硬汉
父亲一生勤劳、正直、忠实、厚道，不惧艰难，在乡里很有威望。提起他，不管是长辈还是晚辈对他都非常敬佩、叹服。
父亲没有读过书。为了生计，他青年时代下过关东，曾到大连某家缫丝厂学徒一年，由于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工人挣不到几个钱，父亲就回了家。爷爷叫父亲学瓦匠，父亲就跟石岭村瓦匠师傅季文钦爷爷学了瓦匠。他学成了一手精湛的瓦工手艺。他们瓦匠有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行会，行会领头的叫掌尺，掌尺的就是季文钦爷爷。这个行会每个时期都承包一幢房子的工程，在此地盖完一幢房子，又到彼地盖另一幢。所以常年与那个瓦工行会一起在外给富人家盖房子。
1936年以前，我们家还是一个有着13口人的大家庭——祖父，祖母，还有三个叔叔和父母及我兄弟姐妹。家中有七亩多地，另外还租种一部分庙地和给外村地主看山的山地。有正房5间，厢房一间。我们全靠祖父、叔叔们农田种地和父亲做瓦工挣点钱来维持生活。随着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频增和连年的旱涝灾害使得农粮歉收，大家庭生活难以维持下去，年年在贫困线上挣扎。在祖父的主持下，父辈弟兄们在1936年分开过日子。当时，因为祖父年过半百，最小的叔叔年幼无妻，祖父判定家中仅有的几亩地和房屋全归祖父和最小叔叔所有。父亲和其他叔叔们各分得一块宅基地，一口做饭的锅，每人一双筷子，余者全无。在旧社会的中国农村，一个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不怨也不争，听从祖父安排。以中华民族的孝顺美德、以铮铮铁汉的肩膀，父亲担起了艰难困苦。分家后，父亲、母亲和我们姐弟共六口人，暂时借住在祖父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西厢房里，父亲用姐姐定娃娃亲时的五十块银元买了一亩山地。加上给外村地主看山的贫瘠山地约有三亩，另租种地主的土地十亩。总计种地十四亩。
在我们尚未长大甚至是嗷嗷待哺的时日，一家六口人的生计全系在父亲身上。父亲担当着全部的劳作，父亲是全家人的靠山，是全家人的主心骨，是全家人的唯一希望。
父亲是一个身体魁梧的庄稼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劳动。在那穷困潦倒的日子里，父亲施展出全身的解数，释放出全部的能量，为养活一家六口拼死拼活地劳动。一方面干盖房的活：在每年春夏秋的大部分时日里，父亲都以他的瓦工手艺在外村给富户人家盖房子，以挣得几个手工钱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他还承担家里的农活。白天，他去外村给人家盖房子；晚上回到家来，抓紧一早一晚的时间，披星戴月地到田间耕种。春种秋收农忙时节，时不待人，父亲就以他的瓦工手艺帮某一贫穷农户干有关的瓦工活儿，这家农户则帮我们家干抢种或者抢收农家活儿。父亲一年到头拼命劳作，辛勤奔波，以自己的吃苦受累来获取养家糊口的生活来源。
尽管累得汗流浃背，尽管累得筋骨欲断，辛辛苦苦地劳动一年，还是免不了挨饿啊！因为每年秋天收获下来的五谷杂粮大部份给地主交地租了，剩下的只有地瓜类才是我们一家人的主粮。每到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得糠菜半年当粮度日。1939年的严重天灾使庄稼歉收，但我们还得如数向地主交租粮。交完租粮，来年春天我们就揭不开锅了！怎么办？母亲带我和姐姐到山里去挖野菜，挖一种无味的艾蒿子草做草糰子吃，连续吃了两个多月才度过难关。
如此艰难度日，能活下来是很不容易的，村里过不下去的贫苦农民有的被饿死，有的去行乞讨饭。但我们一家在父母亲的努力和坚持下，没有乞讨，也都活下来了，这全靠父亲的劳动和母亲的勤俭持家。
即使全家生活困苦，有远见卓识的父亲仍没有忘记培养儿女的职责。我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省了又省，节了又节，咬咬牙把我送到学校上学。因为他清楚，没有文化就永远摆脱不了贫穷的困境。
我上到四年级，家庭又面临极端的困境，邻里及叔辈们纷纷劝我父亲别再让我上学，十来岁的人，应该能当劳力使了。
我不甘心，哭着找母亲，希望她帮我向父亲求情。我说我可以在学习的同时给家里干活，我说我不睡觉少吃点都行，只要让我上学，父母让我干什么都行，我保证最听话，保证能干．．．．．．
父亲见我这样，闷着头坐了半晚上。现在看来，父亲的确够为难的。起初把我送往学校的是他，到了学校，眼见得我认真刻苦，成绩拔尖，大有发展前景之时，却不能供我上学的还是他，他心痛、他不舍得。可连吃饭都成问题，怎么还能上学？更何况支撑这个家，他确实太难太艰辛，实在太需要帮手．．．．．．
末了，依然是铺天盖地的父爱占了上风！为了儿子的前程，他狠狠心一咬牙：再苦再累，我一人担了，儿子继续上学！
我一直上到了六年级。在那个年代，这六年的学业何等珍贵！因了这点文化，我懂得了革命道理，走上了革命道路；因了这点知识，我在革命队伍里倍受器重，部队不断培养教育我，使我从一个普通一兵直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最高学府——政治学院（国防大学的前身）的教员和部队的政治委员，甚至在离休以后，成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这诸多的进步均源于我有六年级文化的基础！源于我有深明大义的父亲！我感激父亲，若不是他的挚爱和舍身奉献，不是他的全心为儿女，那里会有我的今天！
父亲的勤劳能干，坚韧不拔，还表现在他经过八年的劳动积累，在1944年盖起了五间房子。
自1936年起，每年冬季农闲时节，父亲宛如愚公移山，一早起来，冒着严冬寒风，推起木制独轮小车，到村北的看牛山，拉盖房子用的石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地日积月累，连续8年，终于积足了石料。另外，他年年在我们给外村地主看守的那座山上，砍一些盖房所需的木材，也是经过八年才积足了木料。1944年，与父亲一起做工的瓦匠行会兄弟们无偿地来帮我家盖起了五间草房。从此，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有了自己的一个窝儿。
谈起盖房子的准备阶段，还有一个与地主斗争的故事。
那是1939年夏秋之交，一场来势凶猛的暴风雨把村西头孙万宝家门前一棵足有一搂粗的大树连根拔起。父亲听说后，立即到孙万宝家，用七块银元买下这棵树，以备将来盖房做大梁用。谁知本村地主孙墨卿得知我父亲买了这棵树，也跑到孙万宝家，提出他要买这棵树。孙万宝说：“这树已卖给谷钧玉了。”地主蛮横无理地说：“我不管那个，反正我要买。”孙万宝说：“这不合适，我不能一个闺女找两个婆家。”地主说：“我不管你找几个婆家，这棵树你必须卖给我。”孙万宝是地主孙墨卿的租佃户，又是他家的长工，惹不起他，便说：“我家门前还有一棵同样粗大的树，卖给你吧，那棵我已卖了，不好再收回来。”地主说：“不行，我就要买风刮倒的这棵。”孙万宝无奈，便跑到我家同父亲商量，要把他家门前那棵风未刮倒的树卖给我们。
父亲坚决不干。地主之所以霸气十足地强行买这棵树，纯属找麻烦。原因是我家租种地主在南山的二亩贫瘠土地，经过我们几年的精耕细作，不断深挖，下足肥料，贫地变成了肥沃的田地。地主孙墨卿想收回又找不到借口，于是趁机捣乱寻衅，明摆着是欺负人。父亲说一定要争这口气，当即与我的几个叔叔去把付过款的树抬回来。半路上，地主带着狗腿子拿着锯子来了，野蛮地挡住抬树回家的父亲和叔叔们，说：“这是我买的树，被你们抬走了。”父亲问：“你买谁的？”地主答：“我买孙万宝的。”父亲说：“那你去找孙万宝呀，凭什么来拦我的路呢？”地主蛮横地说：“反正这是我买的树。”说着他指使狗腿子们蹲下要将树用锯子拦腰截断，父亲气愤之极，抬脚猛一踢，踢飞了锯子，而且飞锯还碰破了地主的上眼皮，出了点血，这就引起一场厮打。
村长赶来制止了这场混战。村长说：“你们两家谁也别买这棵树，我买下了。”事后倾向于穷人的村长，私下又将树转给了我们。
那年我已十周岁，懂点事了。目睹了这场斗争的全过程，心中埋下了很深的仇恨的种子。暗自思忖，等我长大了非报这仇不可。当我走上革命道路以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这一事件，它起到了提高我的阶级觉悟的重要作用。
二、革命者的胸怀
父亲是抗日时期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是党在农村革命工作中的一个基层革命家。
早年我不清楚父亲的身份和作用。到了1947年春，我已是东海军分区梁辑卿政委的警卫员，又是军分区五位首长的10个警卫员的警卫班长。由于工作表现出色，我一度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有个人英雄主义倾向。梁政委的夫人、东海地区的妇救会长王明欣同志找我谈话，指出：“你是革命家庭出身的革命军人，应有革命英雄主义，而不应有个人英雄主义。”这对我的震动很大，一直以为自己是农家走出来的，这是第一次听到组织上说我是革命家庭出身的人，感到十分惊奇，但仔细一想还果真如此！
（一）
父亲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1938年3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威海卫东码头登陆，威海卫沦陷了。1940年2月18日，日军侵占了文登县城。紧接着在距我村南边八公里处的汪疃、北边四公里处的北店子，日伪军都设立了据点。从此，家乡人民就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被蹂躏、被践踏。父亲正是在这个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父亲根据党的指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起来抗日。
那时我年幼，对父亲的事知之甚少。记得1940年秋的一天，天气格外晴朗。年方11岁的我，在家北边的打谷场上干活，突然一个陌生的行人向我走来，走到我的跟前时，微笑着问我：“小老弟，向你打听一个人好吗？”
“你说吧！”
“你村里有个名叫谷钧玉的人吗？”
一听他问的是父亲，我心里不免有点惊讶。虽说那时年幼，但毕竟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多少也有点心眼啊，于是我就打量来人，那人不到30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说话和颜悦色，让人感到挺和善的，于是我决定跟他实话实说。
“有！他是我的父亲。”
那人一听是我父亲，便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小老弟，给我带路，让我到你家见一见你父亲好吗？”
“行，你跟我走吧！”
我很高兴的给他引路，在他见到父亲后，我就走开了。
那人与父亲谈了大半天。他走后，父亲悄声细语的对母亲说：“西边解放区的共产党来人了。今天来的这个人就是共产党在文登县二区（东院下村时属文登县二区管辖）的工作人员，名叫于洪洲。他来跟我说宣传动员老百姓打日本鬼子的事儿。他说区上共产党指定我为咱村职工抗日救国会的会长，叫我把咱村职工抗日救国会成立起来。”他还说：“这里是敌占区，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保守秘密，不要暴露出去。”后来母亲纳闷：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怎么知道孩子他父亲的？怎么会选定他当会长呢？由此可见，我的父亲在乡里是一个诚实的有威望的劳动者。
于洪洲同志走后，根据他的部署，父亲开始进行秘密活动，到全村的雇工和瓦匠、木匠、石匠等手工工人家里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
过了一段时日，于洪洲同志又来了，叫父亲把联络好的人召集开会。会上，于洪洲同志宣布成立东院下职工抗日救国会（简称职救会），谷钧玉为会长。这样，东院下村的职工抗日救国会成立了。东院下村开始了有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按照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所说，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而手工工人则是半无产阶级。东院下职救会的成立，标志着东院下村从此有了以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阶级为核心的抗日救国活动，父亲也就成了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
此后，于洪洲同志经常来我家，跟父亲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
在巩固了职救会的组织以后，于洪洲同志又给父亲交待了一个新的任务，要父亲下一步把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成立起来。按照于洪洲同志的要求，父亲经过物色把农救会会员和会长的人选准备好了，在于洪洲同志到来的时候，向他作了汇报。接着在于洪洲同志的参加下，把所联络的人召集起来开会，宣布农救会的成立，并宣布忠诚老实的农民孙世滨当会长。就这样，东院下村的农救会成立起来了。
后来，按照与上述相同的过程和方式，父亲先后把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会长是孙世超）、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会长是于曼芝）成立起来了。
就这样，东院下的工农青妇四个抗日救国会的群众组织，经过父亲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卓有成效地艰辛工作，相继成立起来了。从此，我村的抗日救国斗争逐渐活跃起来。
四个抗日救国会的群众组织成立之后，在上级党的指示下，父亲又负责组建东院下村的民兵队伍，他担任了民兵队长。从此民兵也开始参加抗日斗争的活动，配合上级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比较卓著的一次是，1944年8月12日，东海军分区独立团三营与文西独立营，在东院下村和北店子之间，击溃了由文登城出动抢粮的伪军170余人，生俘伪军副大队长杨子实以下21人，毙伤伪军43人。父亲带领东院下村的民兵配合了这次八路军的作战，立了战功。
1942年冬，上级党组织发展经过抗日战火考验的父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父亲成了我村第一个共产党员。
入党后的父亲身上担负的革命任务多起来了。首先，在上级党的指示下，父亲将东院下村周边的乜家庄、院上村、龙口庵等三个村的工、农、青、妇等四个抗日救国会的群众组织也像东院下一样成立起来了。紧接着又根据上级党的部署，父亲在这几个村发展了共产党员。继而四个村成立了一个党的支部，父亲当选为四个村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民兵指导员。党在农村的影响就这样一步步扩大了、深入人心了。但当时党组织仍处在日寇占领区（又称敌占区）的环境里，因此，党支部组织还处于白区地下秘密斗争时期。
自1940年秋，中共文登县二区委员会派于洪洲同志来到东院下村，与父亲建立联系以后，我家就成了党在这周边地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中共文登县二区委员会的人员南来北往的都在我家落脚，父亲自然成了这个联络站的中心人物，同时经常担负党的交通联络任务。父亲将此任务看作头等使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1944年，父亲所在的那个瓦匠行会的瓦工们正帮我家盖房子。房子，对于我一家来说是多么重要啊！父亲八年的汗水、心血，我们全家热切盼望了多年，现在终于要实现了！不言而喻父亲是盖房的关键人物，无论是按农民的意识还是按常理，在此紧要关头是绝对不会离开半步的。可是正在这时上级党组织交给父亲一个紧急通讯任务，叫他去远离我家近百里的昆嵛山下的崮头集送一件极其机密的文件。父亲毫不犹豫勇敢地去完成党交给他的这一紧急任务，而把盖房的家庭大事托付给那个瓦匠行会的瓦工兄弟们了。他昼夜兼程，往返近二百里地，完成了这一光荣的任务，并受到上级党的赞许。父亲是严守党的秘密的模范。执行任务离家前，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就连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到哪里去了，去干什么？直到他完成任务回来后，母亲才得知这件事儿。那时的父亲，其政治觉悟、其胸怀，已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以党的事业为重，将个人的利益置于其次，不顾自身安危，表现出的是革命家的风范。
(二)
同时，父亲还领导了东院下的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
1944年9月2日，与村南相距八公里的汪疃日伪军据点的敌人，在我八路军的围困下全部投降。此后，距村北四公里的北店子据点的伪军恐慌不已，翌日逃往威海卫。我的家乡解放了，由敌占区变为解放区。我们党立即领导贫苦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什么叫减租减息？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规定：地租按抗战前原租额减25%，简称“二五”减租，借贷年利息以一分五厘法定标准，简称“一五”减息。父亲是村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在他的领导主持下，东院下村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到1946年春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减租减息运动，限制了地主的剥削量，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动摇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调动了大多数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我们家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从此也就摆脱了糠菜半年粮的局面。
1946年11月，父亲领导本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父亲作为村党支部书记，领导主持了东院下村的土改运动。运动中发动全村贫苦农民诉苦算帐，依法没收、征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父亲既坚定彻底又稳妥健康地领导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土地所有制急剧变动的革命斗争任务。
1947年夏，胶东农村在贯彻中共华东局《关于山东土地复查新指示》的时候，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出现了“乱抓、乱斗、乱杀、乱打、乱扫地出门”的现象。在这种“左”的思潮盛行的情况下，东院下村的土改复查运动，从干部到群众发生了一次激烈争论。即对本村地主孙守昌是杀还是留的争论。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是杀，作为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召开了村党支部委员会，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父亲提出“不能杀、应该留”的意见。父亲的理由是：上级党组织指示“对待地主富农应有区别，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对待大中小地主和地主中的恶霸非恶霸也应有区别，必须严禁发生乱打乱杀的现象。”孙守昌是一个肉头地主，不是恶霸地主，他在历史上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没有血债，没有人命案，按上级党的政策不应杀，把他的一条命留下来，做一个劳动力使用，对生产有利，同时上级党强调在劳动中改造人。支部委员会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父亲的这一意见，并一致通过不杀地主孙守昌的决定。
这件事，一经传达到群众中去，又一次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周边村的干部甚至说：“东院下村的土改右了！”云云。
事后，上级党在总结土改运动的干部大会上，突出肯定和表扬了东院下村党支部掌握土改运动的政策是正确的，不左也不右。
（三）
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不但积极参加并领导本村的抗日斗争，而且把自己的宝贝儿子送进八路军的队伍。
记得1944年农历11月12日这一天，八路军一个班进村招兵。受父亲的熏陶，我背着父母去报名参军。不知怎么母亲知道了，她含着眼泪来到八路军招兵处。八路军的于班长见势就说：“大娘，咱们到你家去说一说好吗？”于是，于班长与我们一同来到我家。于班长听了母亲担忧儿子的话后，就给她做起了思想工作。一会儿，父亲从外村开职工会长会议回来了，母亲哭得更厉害了，边哭泣边说：“你儿子要去当兵。”父亲坐下来，听于班长讲述部队的情况，于班长要父亲放心。父亲说：“就是孩子太小了，刚满15岁，还不大懂事儿，怕他出去心眼不够用。反正咱们共产党来了，这里也解放了，这孩子参加八路军是早晚的事儿。”于班长说：“小老弟精神头挺好的，参军后会在部队里很快成长起来的，老大爷你就放心吧。”父亲面向我问：“你真的想去当兵吗？”我答：“真的！”父亲二话没说，只说一句：“那好，那你就去吧！”就这样，我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八路军。
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离家去前线打仗，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父亲内心怎能没有痛苦而激烈的思考？！纵然他万分忧念，疼惜年幼无知的儿子，最终还是在母亲牵挂的热泪中，把那份不忍和思念深埋于心中，毅然决然地让他的儿子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因为他深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崇高而伟大的历史责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个人的一切在所不辞。然而，我牵着父亲的心肝，父爱的表现形式也是奇特的！
参军后，父亲时时刻刻关注我在前线的情况。1945年8月的一天，在巨大父爱驱使下，他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奔赴威海卫我军大反攻的前线，鼓励我勇敢战斗，赶日本鬼子出中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侵略威海卫的日军仍作垂死挣扎，不肯投降。我所在的东海独立大队从威海卫南门打进威海。我当时是东海独立大队二班副班长，班长王守文同志因病在后方医院住院，我就被指定为代理班长，率班参加战斗。16日上午，我们打进威海卫后，日、伪、顽兵败如山倒，争相窜往隔海相望的刘公岛。16日下午我军收复了威海卫城区，占领了日军司令部的北大营，并安营扎寨在这里。此时逃窜到刘公岛的日寇侵略军仍不间断地向市区发炮轰击。
我班在威海卫北大营的东南方向的海岸线上，是第一梯队的火力班，进行抗登陆的防御战，任务是消灭企图反扑重来的日寇。
正在这炮火连天的前沿阵地的战壕里，我突然发现父亲站立在我的眼前。当时我都惊呆了，急问父亲：“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是战场，这是打仗啊！”父亲说：“我知道，我就是来看你们打仗，看你们赶跑小日本鬼子！”
这时敌人炮火极其密集地向我阵地袭来，逃窜到刘公岛的敌人企图重新登陆，反扑重来。海上日本舰艇正在向岸边进逼，向我军喊话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我顾不上多说，带领战友英勇还击。
这其间父亲就同我们班一道，战斗在壕沟阵地。战斗间隙，我叫他马上离开阵地，到我们班驻地去，他不肯。经过激烈的战斗，终将敌舰击退，敌人逃回了刘公岛。战斗结束后，回到驻地，为父亲的安全，我劝父亲马上回家。几经劝说，他勉强同意。在父亲临行前，我将缴获日寇军官用的一个藤子棍的拐杖送给了父亲。父亲一直拿着它。这根藤子棍拐杖，一直保存到现在，是我仅存的一件抗战胜利品，弥足珍贵。
每当看到它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掉进记忆的漩涡。父亲在战地里突然出现的一幕顿即呈现眼前，他勇敢的身躯是我心中一堵永远锐亮的盾牌，驱使我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永往直前。
父亲对我给他的这根藤拐爱不释手，无论到哪都带它，直到在济南去世。现在想来，父亲所执这根藤拐的意义，必是父亲的欣慰、骄傲和对我无尽的牵挂与关怀。
（四）
在战争年代，我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把带领和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当作中心任务来完成。父亲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党所号召的事，他都会尽全力去完成。
首先，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深入农户，宣传和发动青年参军，做出了成绩。当时东院下村90余户人家，被动员出来参加解放军的达33人之多，占全村90余户人家的三分之一。
其次，父亲同时还忙于组织支援前线的队伍（简称支前）随军行动。特别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时，我军进行大兵团的运动作战，需要后防工作紧紧跟上去。父亲在上级支前指挥部的号令下，动员和组织东院下村支前人员19人，随军担负运送粮食、武器弹药，押解俘虏等任务。
在村里的青壮年参军和支前走了50多人而青壮年劳动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父亲就组织妇女、老人和儿童承担生产任务。
其三，当敌人来时，父亲又带领群众安全转移。1947年10月3日国民党整编25师108旅322团，从烟台出来，沿烟威公路向威海进犯。敌军行至距我村还有30公里的牟平县城时，父亲身为村党支部书记，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全村群众转移。父亲走东街、跑西巷，挨家挨户，宣告敌情，动员和组织群众转移山区隐蔽。随后他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全村群众，转移到远离烟（台）文（登）公路以东（我村紧靠着烟文公路）的朱家寨深山老林的大沟谷里隐蔽躲藏。
农村有一句谚语：“不巧不成故事”。就在这一天，我奉命带领两个抗日时期入伍的干部，深入到进犯来敌之地侦察敌情，路经朱家寨深山老林，与父母巧遇。战乱中见到亲人，其狂喜、其感动，真是难以形容！无法表达！
我与父亲交换了一下情报，父亲将上级通报他的敌情告诉了我。然后，他以坚毅的神态跟我说：“咱们贫苦农民刚翻身解放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和房屋，蒋介石的军队又杀来了，听说西边莱西县一带回来了地主还乡团，把农民分得的土地又夺了回去，还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农村干部和翻身的农民群众，甚至造成无人区。”说到这里，父亲义愤填膺地说：“孩子，你们在前线狠狠地打呀！响应党的号召、要反蒋保田，解放全中国！”
我又一次听到父亲的鼓励教育，不由地增加了全身的勇气，去迎接战争的洗礼。
（五）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党的领导下，父亲继续参加并领导家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1950年辇子乡成立。父亲由村党支部书记提升为辇子乡乡长、中共辇子乡总支书记。
在父亲的任期内，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他领导全乡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春，辇子乡大办农业互助组。1955年秋，进一步掀起全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全乡各村都办起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秋，全乡初级农业社全部转为高级社，实现了全乡农业合作化。这是一场革命，是一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说道：“……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又说“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187页）。
从毛泽东同志这一精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的实质及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父亲在上级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之下，率领全乡人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使全乡农村个体所有制，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带领全乡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六）
作为一个忠诚的人民公仆，父亲几十年来，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上能下，一向听从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无怨无悔，埋头苦干。特别是在1956年，原来的文登县和昆嵛县合并，称为文登县。合县后，全县区划进行调整。父亲所在的辇子乡，并入石岭乡。这样，乡政府领导职位少与现有领导干部多的矛盾突出了。父亲考虑自己从小没有读过书，文化水平低，年岁也大了，应该退下来。于是他就主动向上级党组织表明这一态度。
上级党接受了父亲的这一申请，并安排父亲回东院下村，任命为农业高级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不过，这时东院下村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扩大了，由东院下、院上、乜家庄、龙口庵等四个村组合而成。这个高级合作社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又变为初村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父亲继续任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领导全大队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记得这一年我回家探亲，曾专程到初村人民公社，拜访了公社的党委书记刘云清同志。我向刘书记提出：父亲年过半百，体力难支，建议党组织让父亲退下来休息。当时刘书记深沉而幽默的对我说：“源涌同志，你关照你父亲我能理解。你父亲几十年来，兢兢业业、朴朴实实地为党工作，深孚众望，咱们初村老百姓中哪个不知东院下的谷钧玉老书记？老书记几十年为党工作的历史证明了他是党的一个好干部。现在能让他下来吗？一句话说吧，你父亲还未培养出接替他支部书记职位的合适人选呢！待以后再说吧！”
父亲工作到1960年，已经是55周岁的人了。这时党组织选拔了东院下村孙永柏同志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为了让父亲对这位年轻书记孙永柏同志扶持一把，初村公社党委安排父亲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让他起一个顾问的作用。就这样，父亲又干到1965年，即六十花甲之年方退下来休息。
纵观父亲的一生，既是劳动者的一生，又是革命家的一生，虽说几十年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显赫功绩，但他无私无畏，默默奉献，一生为人民，一生为革命，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父亲平凡中的伟大，永留我的心间。
三、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我心中永远的楷模
父亲，大公无私，廉洁奉公，是我心目中永远的楷模。他的一言一行，是我自律的明鉴。
（一）
在1946开始的土改运动中，父亲作为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分地主浮财的问题上，不以权谋私，受到上级党的表彰。所谓浮财是指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以外可以移动的财产，如现金、首饰、衣服、家具等。土改中贫苦农民不但能分得地主的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而且还能分得一些浮动财产。在这个问题上，有些村的村干部以权势多分多占，贪不义之财，与贪污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在1948年山东解放区开展的土改整党运动中，清查农村基层干部以权谋取浮财，就成了一个重要内容。父亲两袖清风，我们家除分到一份应得的土地以外，再没有分到任何一点其它浮财。上级党委工作组对我村进行清查之后，郑重宣布，清查结果是：谷钧玉是全区干部中清廉的楷模。
这是一次经济利益的实际考验。事实证明，父亲大公无私的思想品格，始终使他立于不败之地。
（二）
党中央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1953年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在1954年实行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这是全国人民的大事。
1954年9月，家乡开始实行棉布、棉花的定量供应，每人每年供应棉布7.6米，用布票买布。
当时，院上、院下、乜家庄、龙口庵等四个村的党员干部，于一个晚上在东院下村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为防止泄密，引起棉布抢购风，会场四周设岗放哨，甚是神秘。
会后，母亲对父亲说：“群众议论纷纷，都奇怪你们开什么会，那么保密呀！”父亲说：“研究生产啊！”
母亲说：“怎么一个晚上的会，光研究生产啊？！”父亲再就闭口不答了。
次日，真相大白：实行棉布定量供应，用布票买布。
母亲知道后对父亲说：“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下啊，你正需要制件衣服，我可以去买点布给你做一件小白褂。”父亲说：“我能那样做吗？如果那样做了还是个共产党员吗？还是个领导干部吗？”
父亲加入共产党后，当了一辈子领导干部，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根本原因，是他对党的忠诚，是他对党的政策的忠诚，是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三）
1965年党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运动中约有80%的干部受到审查。
父亲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当然的四清运动的重点审查对象。
四清运动结束时，初村人民公社党委召开了三级干部总结大会，会上宣布“东院下谷钧玉老书记，是全公社分文不沾的四清干部的典型。”
这里有一个故事。在四清运动中，东院下村有一个投机捣乱者孙某，编造谎言诬告父亲有受贿的嫌疑。他说：“1950年冬天，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本村孙永法本应定为富农，可是孙永法送给谷钧玉一个大猪头，十斤小米，谷钧玉就把孙永法下划为中农。”此事震动了东院下村民，一时间众说纷纭。
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四清工作组将此列为专案调查。经过调查，在初村人民公社的三级干部四清总结大会上，四清工作组宣布：“谷钧玉受贿一案，经深入细致的调查，与事实不符，纯属捏造。”公社党委书记在总结大会上说：“全公社没有第二个谷钧玉，当了一辈子干部，干了一辈子革命，一辈子分文不沾。谷钧玉是全公社的一个四清干部的典型。全公社的各级干部要向谷钧玉学习。”
这是上级党组织给父亲的最高奖赏，是父亲一生最大的光荣，也是作为儿子的我的最大骄傲。
（四）
1960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出现和发展，加上从1959年起，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人们因食物营养不足而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浮肿病。
父亲也不例外，全身浮肿得厉害，脸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当时上级发下了一批伊拉克大枣。上级规定专门发给浮肿病人吃，以缓解浮肿的病情。
东院下的伊拉克大枣就放在我家里，由父亲亲自保管和亲手发放。他也是一个浮肿病人，有权享受大枣的待遇。但在很多人患有严重浮肿病的日子里，父亲以他共产党人的高度自觉精神，没有拿一粒大枣，全都分发给了村里的其他病人。父亲从此埋下了病根，一直到86岁病故于肝硬化。
难忘的是：1990年7月初，父亲在济南因病住进了山东武警医院。经过医院诊断，患的是肝硬化症。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在我离休以后，父亲就跟我生活在一起，达五年之久，从来没有表现出有肝病的迹象。我惊讶的询问父亲：“您过去得过肝炎吗？”他说：“没有！”我说：“奇怪，那您怎么可能得肝硬化病呢？”父亲告诉我，在1960年挨饿那年，因营养不足，全身浮肿，从此引起营养不良性的肝硬化。我听后恍然大悟，父亲身上几十年的病根发作是他当年克己奉公的结果。
（五）
我的家乡，传诵着我父亲拾金不昧、物归原主的故事。
1949年夏，降了一场大雨。我家南边，由西而东，再转而北流黄海的那条大河，从西部山地泻洪下来，河水暴涨。河的上游有些草木顺流冲下。弟弟从中打捞上来一个很大的树枝子，树枝上挂着一件衣服。他一摸衣服兜里有许多钱。就连树枝拖回家来，给了父母。父母就把被水泡汤的钱票子掏出来，一张一张的摆弄在火炕上、面板上、锅盖上烘干。一时屋子里布满了钱。这钱是当时山东解放区通行的“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共有800多万元（那时的一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人民币”一元），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可是一笔巨大的数目啊。父亲跟全家人说：“这钱谁都不要动。赶紧查一下，在河的上游谁家的钱被水冲下来了，咱们要赶快找到失主，要知道，丢钱的人难过死了。”
次日，上级党组织在我家召开了几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会议，父亲趁机把洪水冲下钱的事儿向与会者宣告了。
距我村三里地的马石泊村的党支部书记回村后将此事告知村民，得知钱是该村一个贩卖驴子的农民老汉丢的。这个老汉自从丢了钱后就卧病在床，不吃不喝，哀叹哭泣，哭喊着：“这可怎么活下去呀！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当他听到村支部书记从东院下村找到钱这个消息后，从床上爬起来，要支部书记带着他来认领所丢的钱。于是他在支部书记带领下奔赴我家，兴高采烈把钱如数取走了。
这件事儿，立即引起周边几个村的乡亲们的强烈反响，异口同声的说：“这可真叫拾金不昧啊！”
记忆中，儿时就经常听到父亲讲的一句话：“人不要贪财，别人的东西再好咱也不能眼馋。”
父亲这句看来朴实无华的话，但却道出了人生的真谛。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会讲长篇大论，不会著书立说，他是以自身的行动，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消除懒惰、拒绝贪欲，堪称堂堂正正的人！
回忆父亲的一生，最让我感慨的是在我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从未向我提过任何利用职权谋私的要求。尽管我家兄弟姐妹众多且都在农村，生计艰难，但父亲从来没有要求过我托人找关系说情，帮助他们安排工作或转户口进城之类的事，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物质生活方面的什么要求。他也曾经到我工作的地方小住，听我做大会报告或讲话，有时也指出他认为的我的不足之处，他鼓励我鞭策我却从不给我添负担，不找一丝麻烦，他关爱我，总是盼着自己的儿子工作的更好、更出色。他的那份企盼、那片殷殷的深情，至今还在我眼前闪动。
他一生严以律己，无私奉公；不争名不争利，艰苦朴素，埋头苦干；默默的奉献于他人。他爱我们，爱到完全忘了他自己。
父亲使我联想到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书中的那位老人把自己的生命溶进了海里。老人是海，父亲也是海。父亲又使我联想到西班牙著名诗人阿莱桑德雷的《老人与太阳》，文中那位被燃烧成太阳的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父亲不就是那位被燃烧成太阳的老人吗？父亲一生燃尽了自己，把他的能量无私地奉献给党，奉献给家乡的人民和奉献给自己的儿女们。父亲还使我联想到：我们党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正是由于有了像父亲这样的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所构成的坚实的基础、由于有了他们的不怕牺牲、廉洁奉公和无私奉献才取得的！我不停地想、不停地期望：在今天这个时代，假如有一批像我父亲那一代的人活跃在农村，假如有一批像我父亲那样的领导干部，我们该是多么幸运！我的父亲唱响了他那一代人的主旋律，实实在在地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深情地唱到下一代人的时空里。
父亲百年过去了。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从心里，从心灵的深处。
二○○五年六月写于北戴河北京军区疗养院 |